打出天下做皇帝，这个不容易的过程中，定要靠一批能干、善战的文武杰出人才相辅。这些人，其实必定与领袖人物合作得来，当打下天下之后，这些人也必定有了相当的地位，也很自然地有一定的权力与影响力。

    打天下时的领袖人物成了皇帝，这时，反过来，领袖人物担心当年这些辅助他的文武英才是否能够永远对他忠心了。于是，皇帝就开始杀功臣了。朱元璋有这些行为不足怪，但是他的行为格外极端，不是除去了三几个重要人物就算数，而是牵连极广。洪武十三年，他以“擅权植党”的罪名，杀了丞相胡惟庸，过了十年，又说大臣李善长、隆仲亨、唐胜宗等与胡惟庸是一伙，交通谋反，治了重罪。牵连的人达到三万余人；再过两三年，又有蓝玉谋反案，又牵连了一万五千多人。这是出名的“胡、蓝之狱”，闹了十四年时光，诛杀了四万五千多人。这些人都是亲近他的。

    其实，这是朱元璋的自我孤立心态。他从非常自信(不是非常自信，不能打天下)，到非常自大(自大，再自大，自我膨胀)，进入了极度的孤立，觉得谁都在喊万岁，其实谁都在反对他。武的要谋反，文的拿不起兵器，必定就在文字上向他进攻。他就抱着这样的心态，看到什么文字，都左看右看，看看里面在什么地方暗暗骂他。朱元璋这种心理状态，使得他处理事情都采用了很极端的方式。

    他做了皇帝，也有他的抱负，也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。比方对官员的考核，就很认真，尤其对贪污，严厉极了。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到了六十橭以上的，就要斩首示众，甚至要剥皮。把人皮剥下来之后，用草塞满，放在官府公座示众。府州县的衙门左旁有土地庙，剥人皮就在那里进行，所以被称为“皮场庙”。这种过分严酷的做法固然叫人听了害怕，但能够持久吗？

    朱元璋带着这种极端心态，来设计他的治国方式。在政务系统上，他觉得以往的制度，丞相的权太大了。明初接元朝的制度，由左右丞相总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朱元璋非常不放心，在杀了丞相胡惟庸(罪名是阴谋政变)之后，就废除丞相制度，六部尚书都直接对皇帝负责。皇帝能直接管那么多事吗？朱元璋能。因此他必须非常勤劳。三更深夜，他往往还未睡，或在看书。而鸡鸣一次，他就下床了。明代朱权(皇室成员)写有《宫词》七十首，一首写他早上：

    鸡鸣天子下床梯，内直红妆两队齐。

    闾阖虎头门大启，春星犹带紫宫低。

    可是，即使朱元璋以身作则，他的子孙未必学他的样。最不像样的是第十一代的朱厚照(武宗)，根本不理政事，在宫中设立玩乐的特区“豹房”。

    得到天下的朱元璋，最关心的是怎样使他的家族永远做皇帝。因此，除了尽量集中权力之外，要找出一些可以靠的人来。可靠的人只有皇族子孙吧。于是他的方法是大量分封诸子，他们都有封地，却不给予兵权。但分封的诸王子在藩地上大量掠夺民田，成为特殊贵族地主，民不聊生，留下了政权崩溃的伏线。朱元璋仍然担心不够安全，设立了特务性质的锦衣卫(洪武十五年)，后来明成祖继设了“东厂”，以后的“厂卫”就成了明代出名的特务统治机构。朱元璋是平民出身，但是如果以为平民出身的人就会多具平民性，多建立一些民主的制度，那么，朱元璋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例证，他对于集权专制，最多建设，最多投入。